分类： 高三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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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实题材、发力主题创作以及书写 “中国式童年”，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话题。

作家们敏锐地寻找到孩子精神成长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点，把过去很少涉猎的题材大范围地进行文学担当，蓄积了更多滋养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养料。这些题材从时代楷模、革命历史到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它们把深情的目光特别地投向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新中国成立以来闪亮的先锋人物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系列丛书)、抗日战争中普通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史雷《将军胡同》)、青藏高原风雪弥漫中的边防战士 (曾有情《金珠玛米小扎西》)、大兴安岭深处鄂温克族农民的驯鹿营地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驯鹿六季》)、海南岛热带雨林里人与动物的传奇 (邓西《秘境回声》)…… 这些生动的作品，为孩子们带来丰盈的精神食粮。

儿童文学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 “小儿科” 转向时代的重大题材和厚重主题，这种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和逻辑。从儿童文学的成长轨迹来看，21 世纪之初，题材主要集中于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尚不足以涵盖不同地域孩子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难以满足和支撑起千千万万小读者多元的阅读期待；①，新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在引导少年儿童树立理想信念上，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弘扬上，都需要从丰厚、生动、鲜活的题材中激发文学的感召力，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教育功能；②，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已经达至被世界读者看到并认可的水准，儿童文学进一步 “走出去”，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也急需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风范的童年好故事。

另外，正因为从熟悉的生活入手更容易写出好作品，新时代儿童文学出版更注重____③____。在约请专业儿童文学作家通过采风完成创作之外，出版社也在寻找对生活有亲身经历的文学名家，“跨界写作” 因而成为热潮。很多作品都是作者对自身童年往事的回望，有着清晰可辨的自传体性质。

（摘编自李东华《新时代儿童文学 —— 扎根现实眺望未来》）

这些年来，散文创作出现了不少伪 “厚重” 的作品。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篇幅长，絮絮叨叨，字数几乎没有上限。有些作者为了追求 “大散文” 的效果，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关系不大的短小小品合在一起，给每个短篇冠以小标题，如法炮制而成的长文 “形散神也散”，给读者留下了不好的阅读体验。

与失控的篇幅相伴的是不及物的高谈阔论。在 “文化散文” 热潮中，搭车蹭饭、东施效颦者不在少数。有些散文作者热衷于言说遥远的历史，或者一味地展示神秘、浪漫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有历史关怀、描写多样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类散文在立意上大多虚张声势，抒情上则矫揉造作，议论上不过是生硬的说教。在煽情、说教无以为继的时候，则往往以繁复的史料或冗长的考据代之，看似琳琅满目，实则臃肿不堪。这样的散文不是 “厚重” 而是 “笨重”，它们失去了散文本应有的轻盈和灵动，也离文学美越来越远，不仅不能怡情悦性，反而会给读者 “添堵”。

作家如果有丰富的学养、深刻的见识和灵活的笔触，其创作的长篇散文当然能打动人心，但短小的散文同样也可以产生 “厚重” 的气象。鲁迅的小品杂文往往在微中见著、以小寓大，篇幅短小并不影响其博大精深、汪洋恣肆。正所谓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

好的散文作品，是作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奉上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见证词。作家如果与时代声息相通，就拥有了最熟悉的题材，即使从身边琐事写起，也能通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即便所写的是凡人凡事，也可让人感到震撼和敬畏，厚重感自然也会随之而来。文学评论家王尧认为，日常生活是时代的肌理，时代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生长。确如其言，要想时代关怀不落空，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散文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俗世众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此方能看清时代的面容、倾听时代的呼吸。日常虽然简单、平凡，却是所有宏大和厚重的起点，也是其基本的组成要素，正是它们的叠加和联动，最终构筑出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汪曾祺的散文，或忆旧怀人，或谈吃论喝，或絮语家常，或记风土人情，看似琐屑，实则灵动舒展、情真意切，几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诗意和美，不可谓不厚重。

“文如其人”，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有个人的气度和温度。从人到文，诗歌的格律、节奏，小说、戏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都影响着作者个人面貌和性情的呈现。相反，散文以写实求真为能事，形式自由，也撤去了虚构的帷幕，因此散文中的个人和自我比诗歌更为亲切自由，比小说更为直接明快，特别是现代白话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于其他文类，散文是一种更具私人化、个性化的写作。而个性与共性是相互成全的，具有个人精神印迹的散文，往往能深刻地传递出人类共有的厚重情感。以此观之，一篇散文作品要达到 “厚重” 的境界，作者必须深入地解剖自我，在思考和表述中张扬个人的气质和胸襟，展示个人的人格与智慧，如此方可 “思接千载，视通古今”，成就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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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中用色彩勾勒出的脸谱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脸谱的着色依据主要是民间传说或历史文献。因戏曲脸谱非常重视对戏曲角色性格特征的展现，所以脸谱中的色彩运用往往十分夸张，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出现的。这种色彩上的夸张可以将戏曲角色的特征放大，从而达到贴合并突出人物性格、形象的目的。如红脸的关羽这个舞台形象具有 “面如重枣” 的特征，这种夸张的颜色运用，其目的在于突出关羽这一人物忠勇的形象特点；再如曹操的白脸则是为了表现曹操奸诈的性格。

主色是戏曲脸谱造型艺术中体现戏曲特定角色的特定气质的重要手段，在戏曲脸谱的色彩运用中，不同的主色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它能够使色彩更加直观地成为戏曲角色特点的标志。脸谱的色彩运用规律虽然源自生活，但又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张与变形，由于戏曲中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气质，而脸谱又不能千人一面，所以具有象征性的主色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戏曲角色塑造的艺术表现力。脸谱的主色包括红、白、紫、黑、黄、绿、蓝、粉、灰、金、银等十几种颜色，主色以外的副色则起到装饰的作用，通过这些主色的运用，脸谱具有了评判好坏与褒善贬恶的作用。如红色代表正直忠勇，比较著名的角色有关羽、姜维等；作为华夏租色的黑色则代表着刚正不阿，如杨七郎、包拯等；作为寒色的白色代表着狡诈多谋，如曹操、司马懿等；紫色则代表着血性与静穆，如庞统等；蓝色或者绿色多代表彪悍，如窦尔敦等；一些性格较为复杂的人物也会出现不止以一种颜色作为主色的情况，如前半生具有正义感，而后半生阴险狡诈的赵匡胤，其脸谱则为上红下白。

（摘编自刘斌《漫谈戏曲脸谱中色彩的运用》）

戏曲脸谱在表现皮肤颜色、面部状貌和肌肉纹理时，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同时又通过变形，实现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装饰、夸张的目的，创造出独特的形式美。变形主要包括 “离形” 与 “取形”。“离形” 就是不拘泥于生活中的自然形态，借助夸张、装饰，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如通常说人 “铁青着脸”“白发鹤颜” 等，勾画脸谱时，就分别用相应的颜色显现出来，从而与人脸真实的肤色有了区别，这是色彩方面的 “离形”。“取形” 则相反，是在事物自然形态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使其图案化、装饰化，从而具备相应的象征意味。如京剧《群英会》中曹操印堂皱纹的画法，既要符合肌肉的自然纹理，又要有所夸大和美化，于是画一只黑色的斜飞蝙蝠（称蝙蝠纹）。总而言之，“取形” 有其章法，它会把面部重要部位的色彩、线条，归结于一定的图案当中。

戏曲脸谱具有传神美，其传神美涉及对人物形象本质特征的表现与概括，涉及人物形象的性格化，即要求表现出一种符合人物性格的基本神气与个性特征。脸谱的色彩、纹样富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的传神美，再加上作品引人入胜的故事、演员精彩绝伦的演出，装饰性的脸谱才能最终充分发挥其表现力，才能尽可能地吸引观众。

换言之，“离形”“取形” 有一个比构形更高的目的，即传神。传神，就是体现出人物的性格、气质、品德等本质的东西，因此，传神美所追求的是性格化，是表现性与概括性，是形神兼备。当然，脸谱的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并非把人物性格全部描画在脸上。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只有在情节发展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为了实现良好的戏曲效果，戏曲需要追求的是脸谱色彩、纹样等的整体协调，并非只考虑以某种颜色对应某种性格。如同样以黑色为主的脸谱，由于具体纹样不同，其表现出的神情也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各有差异。一个脸谱能够达到性格化水平，富于表现性与概括性，往往需要漫长时间的积累，有一个从无到有、由简趋繁的演进过程。如包拯的脸谱，明代戏曲中勾两道直的白眉，强调其公正；清代初期弋阳腔戏曲中勾一对紧锁的白眉，突出其忧国忧民；道光咸丰年间的花部戏曲中，白眉进一步上扬，脑门出现月牙，显示其公正。由于脸谱是图案化的，可以把某种神情表现得非常鲜明、强烈，但同时又不适宜用同一个脸谱表现人物神态的重大变化。因此，就自然出现一个人物形象的脸谱有多种描绘方法的情况。京剧艺术中，如《霸王别姬》中的项羽脸谱，乱眉、低眼、哭鼻子，适合表现其穷途末路。又如钱金福所绘的满含笑意的张飞脸谱，宜于演《芦花荡》；而尚和玉所勾画的猛张飞，演《战马超》则更适合。不同剧种所描绘的同一人物之脸谱，也可能不同，如义士专诸，京剧勾三块瓦脸，梆子腔勾碎花脸等。

（摘编自陈刚《论戏曲脸谱的美学特征与创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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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由微软 “小冰” 生成的国内首部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引发热议，它虽然折射出冰心、李金发、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影子，但同时也暴露了模拟和拼凑的痕迹，大多读者认为它离真正的诗歌还十分遥远。

当时间来到 2025 年 1 月，国产 AI 大语言模型工具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令许多中文创作者震撼不已。这款问世数日便撼动了全球 AI 市场的模型，通过分析超万亿字的优质文本，建立起包含 8000 多种修辞手法、300 多种叙事结构、200 多种文体特征的知识网络。这也意味着，人们借助 AI，能在极短时间内写出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文本，无论是文学作品、新闻报道还是广告文案、教育资料，统统不在话下。

随着 ChatGPT、DeepSeek 等模型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也不免担忧：大语言模型会不会对纯人工写作造成 “降维打击”？对此，许多作家认为不必过分担忧。知名作家永城曾将正在创作的小说的梗概告诉 DeepSeek，让它试着完成一部小说，看到结果后，他彻底放下心来。DeepSeek 生成的作品虽然文字华丽、逻辑完整，但它一般会选取最常出现的语句、比喻、情节和立意。对于算法而言，使用频次最多的文字和写法，就是最稳妥的选择。DeepSeek、ChatGPT 等模型的根本原理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利用已有的叙述、描写、比喻来提供令用户满意的答案，而非基于创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对世界的观察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心得。“而这些经历、观察、体验和总结才是人类的智慧、创作的源泉。” 永城说。

（摘编自戴雪晴《人机协作会是写作新趋势吗？》）

人工智能写作充分开掘了数字技术潜能，为网络文学成为真正的 “数智文学” 铺平了道路。网络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印刷文学，最关键之处在于数字技术使文学生产的底层逻辑发生了从类比法则向计算法则的转换。在印刷文学中，人类主体的思想、情感、体验在各种类同性的物质媒介之间表征、传递、复制、接受，此即类比性文学生产。在网络文学中，上述一切都成为按计算法则进行的数字化活动，即通过采样和量化方式将类比世界中的连续性事物转化为可以标注出一定数值的离散性数据模块，它们可以在保留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组合成更大或被分割为更小的对象。这种情况在一般性网络文学生产中已经存在，不过还不够典型。人工智能写作则通过强大算力处理海量数据，使文学信息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拆装组合可以瞬间精准完成，这个过程被称为审美数字编程。此时，人工智能虽无法拥有人类的经历、体验、情感，却可以完整复现人类作者所创作的一切，甚至会 “涌现” 出人类作者难以创造出的审美素质和新的艺术风格。

（摘编自单小曦《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重大变革》）

无论古今中西，都十分强调艺术创作内蕴的创造性。艺术史学者詹森在其所著《艺术史》序言中特别强调 “艺术创作” 与 “制造” 的不同，因为制造侧重于 “技” 的层面，工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制造什么样形态的产品；而创作更强调 “艺” 的层面，艺术家更看重的是灵活甚至冒险的调整。相较之下，目前 AI 创作的生成过程更近于 “技” 的一端，因为其往往是按照特定模式来制作产品的。以智能写作为例，程序更擅长撰写那些强调一板一眼的程式化文本，比如文案和新闻稿，而不擅长撰写那些需要通过深刻思考才能抵达的创意类文本和需要阅历支撑的情感类文本，比如运用隐喻、暗示等修辞手法的诗歌，以及用个人经历过的苦难写就的情感散文和小说。

人工智能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创造力，以至于学界开始呼吁将其作品视为 “智力成果创造性表达的新来源之一”。特别是它所展现出的强大的 “风格迁移” 能力，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但它目前只能创造出新的作品，却还不能创造出新的风格范式，故此更多的还是属于 “炫技” 的层次。另外，人工智能由于自身没有自我意识，故而它在 “借鉴” 和 “化用” 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时，还是不自知的。“风格迁移” 只是通过提取对象的关键特征来建模，然后依照这些关键特征来生成新的作品，但当代诗人对古典诗歌传统的 “再发现” 和借鉴却是从更抽象的精神和思维层面进行的，这种行为带来的不仅是新作品，还有新风格。

此类自动生成的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用户对文艺关注度的同时，也可能由于生成太过便捷而使用户容易产生对文艺创作行为的轻视，认为技术的提升可以替代人文的思考，逐渐出现所谓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取” 的问题。前些年微软 “小冰” 写诗事件喧哗一时，其所写诗歌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但其中的诗作除了在意象处理上颇为新奇之外，并无太大建树，被学界评价充其量只是在进行 “陌生化组装”。还有作家将之批评为 “修辞的空转，东一句西一句随意组合，意象缺乏内在逻辑，软语浮词，令人生厌的油腔滑调”。以古诗作为参照，《古诗十九首》在用词上并没有 “小冰” 写作那么华丽，但那质朴而凝练的文字蕴含着真挚的情感，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从而能给予我们心灵以慰藉和指引。而目前尚未有哪首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能达到成为 “存世之作” 的水准。

人工智能主要属于一种 “协创性” 而非独创性，目前的人工智能无法自己创造切身经验，更不可能从中获得真切的情感触动和哲理思考，而只能依靠被投喂的材料模拟出情感体验和思考。这样的信息获得和处理渠道，注定了目前版本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模拟各种杰作的风格，甚至比原作更细腻，然而它更擅长于 “1 到 100” 锦上添花，而不是 “0 到 1” 从无到有。于是在创作时，它在协创性方面表现出色，仿佛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巨人，然而在原创性方面仍然是个体侏儒，依旧无法创造出独树一帜的 “杰作”。

（摘编自简圣宇《AI 创作：对传统文艺创作式的冲击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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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事物有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种不同的活动。人能知，就有好奇心，就要求知，寻求真理；人能发意志，就要想好，就要趋善避恶，造就人生幸福；人能动情感，就爱美，就欢喜创造艺术，欣赏人生自然中的美妙境界。求知、想好、爱美都是人类天性；人生来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

教育的功用，就在顺应人类求知、想好、爱美的天性，使一个人在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和发展，以达到完美的生活，于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育对于人生本有同等的重要，但是在流行教育中，美育在实施与理论方面都很少有人顾及。20 年前蔡元培先生一度提倡过 “以美育代宗教”，他的主张似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还有一派人根本仇视美育。他们觉得艺术有几分不道德，美育对于德育有妨碍。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就以为艺术是逢迎人类情感的，多受艺术的熏染，人就会失去理智的控制而变成情感的奴隶。近代哲学家卢梭怀疑艺术，因为他把艺术看成朴素天真的腐化剂。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认定情感是恶的，理性是善的，人要能以理性镇压感情，才达到至善。这种观念何以是错误的呢？人是一种有机体，情感和理性都是天性固有的。若情感让理性压抑下去，便是一种损耗。人好比一棵花草，要根茎枝叶花实都得到平均的和谐的发展，才长得繁茂有生气。有些园丁不知尽草木之性，用人工去歪曲自然，使某一部分发达到超出常态，另一部分则受压抑摧残。这种畸形发展是不健康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以造就一个全人。

美感教育的重要，我们的古代儒家是知道的。《论语》有一句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礼、乐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最后的目标指向，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诸人，因为柏拉图诸人误认美育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须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感教育》）

在美育目标上，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美育应当优化其信仰性特点。既然 “网生代” 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方式常常受到网络共同体的挤压或扭曲，导致人生信仰面临迷失的痛楚，特别是互联网上的美育资源及手段常常破除已有的规范和信仰，那么，大学美育的目标就应当是优先培育大学生的人生信仰。

按照自蔡元培以来的有关大学美育的阐述，美育的目标首先应当落实在个体高尚人格的养成上，尽管这还不是美育的终极目标。在蔡元培看来，理想的 “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显然，美育的目标在这里是被明确地规定为 “高尚纯洁之人格” 的 “养成” 上的。

不过，这还不能代表蔡元培自己的完整的美育目标建构。这就需要重新考察他在 “五四” 年代提出的 “以美育代宗教” 之说。应当讲，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待落实的未完成审美现代性规划。一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的制订凸显出美育的信仰地位；而另一方面，它之所以停留在待落实的和未完成的水平上，是由于它出于历史局限，暂时忽略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中国传统资源 —— 以古典 “心学” 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假如没有梁漱溟等倡导的以儒学为代表的 “心学” 传统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而只满足于从西方借鉴来现代美育观念和艺术手段等，那样的大学美育培育的很可能是空心人。

当然，今天提出这个看法也为时不晚：与其说当代中国人需要 “美育代宗教”，不如说更需要美育树信仰，这就是要通过美育手段去帮助受教育者重新树立其发源于本民族传统根基上的人生信仰。正因如此，蔡元培以来有关大学美育的目标之说，就需要重新予以完整地表述：大学美育的根本目标，与其说在于个体高尚纯洁人格的养成，不如说在于个体高尚纯洁之人格以及作为其灵魂的个体信仰之养成。在这个意义上，美育永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旨在培育学生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兴趣的艺术教育，而是要让艺术教育服从于和服务于更高和更基本的个体信仰的养成。

当前推进大学美育，需要继承蔡元培有关 “美育代宗教” 的遗志，并且需要以美育树信仰的新姿态重新出发，将美育目标扎扎实实地指向大学生个体信仰的养成，再切切实实地通过调动多重美育资源，涵养大学生的与审美意象紧密结合的信仰素养，以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高素养文化公民人生信仰的养成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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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性质而言，《山海经》是一部山川地理博物志和四海方国民俗志的合集，其价值首先体现在了解上古历史、地理、文化的史料价值。《山经》详细记录了数百座山、数百条河流以及蕴藏其中的数百种动物、植物、矿物的名字、属性和效用，对于研究上古地理、环境、生态、早期本草医学乃至名物训诂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海经》不仅记录了数十个方国的国名、方位、世系、习俗，还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宗教、神话、博物等内容，全面反映了商周之际先民的世界观，保存了丰富的上古文化记忆，对于重建上古历史、地理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实际上，由于《山海经》一直被视为志怪之书，所以人们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足。

强调《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并不意味着低估该书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山海经》的这些价值首先在于它记载了丰富的上古神话故事，是保存中华早期神话最丰富、最系统的传世典籍，足以让我们在数千载之后一窥华夏原始神话的原貌。

《山海经》并非为叙事抒情而作的文学著作，而是为记载山川、博物、方国地理而作的志书。志书贵在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因此《山海经》记载的神话都极为简单，大都仅具情节梗概，与希腊、印度的神话史诗或后世志怪、神魔小说那种细致的形象刻画、恢宏的场景描写、跌宕起伏的情节铺展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这是因为《山海经》的本不在表现，而在记事。现代文学史往往将《山海经》视为小说或叙事文学的源头。其实，叙事内容在《山海经》中所占比重甚小，至于《山海经》的主体内容，毋宁说更像一部不厌其烦地罗列事项、数据的 “流水账”。但恰恰是这种缺乏文学性的记事文字，真实地保存了神话的原始面目。

（摘编自刘宗迪《〈山海经〉与华夏神话的渊薮》）

当《山海经》的神话叙事遇上苏绣的丝光和苗银的锤纹之时，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式正在生成：它既承袭了神话 “观物取象” 的诗性思维，又借助工匠之手将虚无缥缈的传说转变为可触摸感受的物质形态。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张力悄然显现 —— 传统纹样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焕发新颜，古老传说借公共美育渗透当代生活，神话的 “神性” 不再囿于典籍，而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现代审美的桥梁。

《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集大成者，其叙事内核根植于原始先民的集体创作与原始思维，呈现出对超自然力量的直观想象和敬畏；其神灵形象多呈现出人兽杂糅的 “怪诞美”，以人与鸟、蛇、兽等元素的奇妙组合打破现实逻辑的束缚，构建出神秘诡谲的视觉意象，形成独特的审美张力。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 “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 的弁兹，将人类面容、禽鸟躯体与爬行动物的肢体特征创造性拼贴，融合了自然崇拜与氏族图腾，体现了上古先民对海洋、方位及超自然力量的想象。《山海经》以地理空间为框架，通过山川河岳的方位描述构建神话世界，体现出混沌与秩序的交织。这种 “秩序中的混沌” 恰是原始思维的诗意表达，呈现出一种粗粝而神秘的审美形态。

《山海经》神话叙事与非遗手工艺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文化符号从抽象到具象、从文本到实体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形式迁移，而是通过工艺语言对神话内涵的重新编码，转化过程遵循 “双重编码” 原则：一方面保留神话叙事的核心符号，另一方面结合手工艺产品的材质特性进行再创造。

非遗手工艺对《山海经》神话的美育重构，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与创新的双向互动，将神话叙事的文化基因植入现代生活语境。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技艺的活化延续，也是对神话美学的当代诠释。非遗手工艺的传承本质是文化记忆的 “活化”。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传统并非僵化的遗产，而是需要通过理解与解释不断更新的对话”。以 “精卫填海” 为例，山东潍坊风筝艺人将这一神话转化为立体风筝造型，通过竹篾骨架与丝绸蒙面的传统工艺，再现精卫 “衔木填海” 的坚韧意象。艺人们在风筝两翼绘制精卫鸟首衔树枝的图案，尾部设计成波浪形竹骨，当风筝升空时，尾部绸带随风摆动，仿佛精卫鸟正穿越云海搏击风浪，使静态的神话形象获得 “翱翔于天地之间” 的动态叙事，让 “持之以恒” 的精神象征通过风筝的飞行姿态得以具象化表达。风筝的飞行特性赋予神话动态叙事，使 “填海” 从文本隐喻升华为视觉化的精神象征。

非遗手工艺的美育重构，最终指向文化认同的强化与人文精神的复兴。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 要求我们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这一过程中，神话叙事从历史文本跃升为当代美育的活性资源，非遗技艺则从技术传统转型为文化创新的动力引擎。二者的融合不仅为传统工艺注入叙事灵魂，更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表达提供了诗意思路。

（摘编自朱志平《〈山海经〉神话叙事的美育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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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类似，现今中国的地理格局则与一次大爆炸息息相关。约 6500 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撞击速度极快，能量极大，引发了超大幅度的地表隆起。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 —— 青藏高原诞生了。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地壳厚度可达 80 千米。其环境之独特，可与地球南、北极并列，被称为 “第三极”。

在青藏高原上，许多巨大的山脉次第隆起，囊括了地球上 14 座 8000 米级山峰、绝大多数的 7000 米级山峰，以及数不胜数的 5000-6000 米级山峰。因此，这次大碰撞堪称 5 亿年来最重要的造山事件。然而，大碰撞的 “洪荒之力” 还没有释放完毕。青藏高原诞生的同时，大碰撞的力量也开始向外围扩散。此前已经有了一定海拔高度的另一些地方也受到挤压，进一步抬升，包括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至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显著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为第一级阶梯；海拔为 1000-2000 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东，大部分海拔在 500 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中国地理格局就此形成。三级阶梯的差异，使得地貌景观极富变化。万千山岭、大美江河，就在这三级阶梯上依次显现。

大碰撞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地貌。科学家们发现，作为大碰撞的最大产物，青藏高原的上空生成了一台超级 “风机”，它将颠覆原本控制中国的行星风系。如果不考虑地形等诸多因素，地球上接近地面的大气将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流动，这便是行星风系。在北纬 30° 附近的亚热带地区，行星风系控制下的气流不断从高空下沉至地面。温度越来越高，水汽也越来越不易凝结，难以形成降雨。受此影响，北纬 30° 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 30° 附近的中国南方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

但是 “意外” 还是降临了。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青藏高原，比平原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多。夏季，高原表面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 “抽吸” 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 “抽风机” 制造完成。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 “抽吸” 进入大陆。南亚季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弥漫群山，气流或从山间峡谷鱼贯而入，形成汹涌的水汽通道；或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聚集，形成大量降水。东亚季风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充沛的水汽驱散了北纬 30° 的干旱，一个烟雨江南诞生了。但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烟雨江南诞生的同时，青藏高原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地处内陆而干旱少雨的中国西北地区变得更加干旱。不仅如此，冬季，强劲的西风也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不得不改变路径。它吹起西北沙漠中的沙尘，沿着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向东推进，沙尘颗粒在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降落，形成了黄土堆积厚度最高达 400 米的黄土高原。烟雨江南，大漠西北，再加上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中国的三大自然区 —— 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就此成形。

高原 “抽风机” 重塑了中国的气候。一座 “超级水塔” 又在高原上竖立起来，中国的水系也将为之一变。随着海拔的上升，青藏高原大气层中的水汽凝结，形成了大量降雪。降雪日积月累，压实形成冰川，厚度可达数百米，犹如绝境长城。其长度从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不等，如一条条巨龙，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又好像树枝一样延伸，漫流无际。青藏高原究竟有多少冰川？答案是 4 万多条。其覆盖面积约 4.4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冰川面积的 80% 以上。青藏高原还拥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群。如此众多的冰川、湖泊，再加上地下水、地表河流，青藏高原化身为一座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 “超级水塔”。当水塔的闸门打开时，水流便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四周奔流，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系布局由此奠定。在中国西北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向河西走廊，塔里木河则汇入塔里木盆地，它们各自滋润出一片绿洲；在中国东部，黄河、长江顺着三级阶梯奔流而下，孕育出中华文明；在中国西南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狮泉河及孔雀河，流出国门，成为亚洲诸多文明的源泉。

最后该轮到生命登场了。可是，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之地，又将如何对生命产生影响呢？西藏阿里札达盆地，沟壑纵横，看起来干旱荒芜，了无生机。2010 年，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化石，它们属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豹类 —— 布氏豹。一些科学家认为，豹亚科动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它们曾走下高原，进入东亚、南亚，演化出了古中华虎、云豹；后又进入美洲，演化出了美洲豹；还进入非洲，演化出非洲狮、花豹。不仅豹亚科，许多 “北极动物” 同样起源于青藏高原。原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上的动物们为适应寒冷的环境，不断演化，譬如长出厚厚的皮毛。距今 260 万年前，大冰期降临，原本温暖的北极地区变得寒冷。但在青藏高原上的动物们早已适应寒冷的环境，包括北极狐、披毛犀在内的动物，顺利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北极，并开辟出了全新的家园。如今，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垂直山地之间，依然生活着中国 40% 的维管植物、43% 的陆栖脊椎动物，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大碰撞碰出了一个 “大中国”，且这一影响目前还在继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在人类第一次农业革命史上具有独一地位，被誉为 **“世界稻作之源”**。在经历了 “印度起源”“东南亚起源”“阿萨姆 — 云南起源” 等不同的主张之后，随着近年来考古证据的增加，初步奠定了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的地位。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早于 8000 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 16 处，其中 14 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尤其是澧县城头山将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历史推到 10000 年前。

万年以来中国稻作文明的演进，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栖息地的文化空间结构。

第一，水稻的经济性特征，支撑了中华民族大规模人口繁衍，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驯化后的水稻易于采收、颗粒饱满，十分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性原则，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粮，维持中华民族万年以来的人口繁衍。

据葛剑雄、袁祖亮等学者考证，自西汉以后到明朝前期，中国人口始终在 5000 万上下浮动，一旦上升到五六千万的时候便会进入停滞期。其中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粮食供养能力是一大关键因素。江南水稻的单产要高于小麦，南方稻作还发展出一年两熟。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的供养能力，才弥补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人口承载力的不足。但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就需要开凿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因此，隋唐开通的大运河，贯通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元朝定都北京，开启了京杭大运河的时代。绵延千年的运河，也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构。

第二，稻作农业所培育的社会组织性，造就了中国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 “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方式决定了文化形态。

稻作生产方式形成了多样的文化形态。水稻的种植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还需要集体作业来修筑不漏水的田埂、便利的注水和排水系统（如良渚遗址的超级人工水利工程），这迫使长江流域早期社会人口既相对分散，又小规模聚集。这样的居住和生产模式导致了长江流域古代文化犹如满天星斗，分散但各放异彩，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造就了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 — 文化景观。

发达的稻作经济支撑了稳定的社会系统。由于水稻特殊的耕种体系，让农人可以以年为周期在同一块水田中重复耕作，不像旱地作业一样需要轮荒，因此水稻作业的社会相比旱地来说也更加稳定；且精耕细作的水稻相较早期 “靠天吃饭” 的旱地作物更加高产，这也催生了水稻种植地区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有持续性的积累改进和发展，养成了水稻种植区人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准，例如长江流域的玉雕文化、漆器、丝织等等。

稻作文化构建了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稻作生产活动借助于艺术的、文学的和宗教的通道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审美范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稻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例如，屈原《九歌・云中君》中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的祭神场景，隐含楚地稻作民族对神灵赐谷的祈愿。

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建构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长江文化相对于黄河文化存在发展时序和文化审美、文化形态的差异性特征。张正明先生曾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总结：就物质文化来说，南稻北粟、南丝北皮、南瓷北鬲、南舟北车；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南炎北黄；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南风北龙；就学术的主流来说，南道北儒；就艺术的表率来说，南《骚》北《诗》；就艺术的风格来说，南奇北正。

南北（长江、黄河）文化差异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使中华文化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鉴互补而拥有了轴心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冯天瑜、张正明等学者称中华文化是 **“江河互济、二元耦合”** 的文明系统，且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

正是以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内在差异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东亚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从而避免了世界上其他文明因趋同而陷入板结停滞的 “内卷化陷阱”。

除了 “江河互济” 的特征外，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瑷珲 — 腾冲线和西域 — 东南线的对角线交叉的人口经济运动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进的流动性特征。瑷珲 — 腾冲线体现了中国长时段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重心变化特征。西域 — 东南线主要体现了半封闭环境下大陆型民族的文明互鉴历史进程。这两条线交汇作用于长江稻作文化区和黄河麦作文化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 1～5 题。

访谈背景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 88 年，电影《南京照相馆》的上映再次带领观众重温这段不容抹杀的历史。

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是如何萌生的？

申奥：《南京照相馆》的创作缘起是我对这个题材太有感触。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姥爷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大概 12 岁的时候，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部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

《南京照相馆》从一个小切口着手，呈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个叙述角度的？

申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等资料。《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我们搜集了正式出版物、纪录片等大量资料。2024 年 6 月，我和几位主创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研。尽管此前我们已经了解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真实历史的惨痛令人发指，一次次让我们震惊。我们还参考了华东照相馆、秦淮照相馆这两个原型故事。当时南京有一条街道叫贡院街，秦淮照相馆就在这条街的正当中。那时候，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家族永远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照相馆可以串联起很多人群。我个人对胶片也有一份情结所在，相机在我心中有如图腾一般的存在。

全片以七个生活在南京的普通百姓的视角展开，他们最初只为活下去，但面对亲手洗出的罪证，面对日军耀武扬威的暴行、同胞的惨痛遭遇、民族存亡的紧迫，这群小人物做出了每个中国人都会做的选择。为什么要刻画这几个人物？

申奥：我们把主角设定为邮差，从邮差开始讲，对当代人会更有代入感。老金一家，代表在这场战争中受到迫害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反面人物王广海，代表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投机分子。我们在搜集老照片的时候发现，当时除了抗日标语和海报，出现最多的就是 “抓汉奸，杀汉奸” 的标语横幅。军警则代表典型的抗战军人。看了那么多历史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的、崇高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自 1987 年《屠城血证》上映以来，至今有超过 10 部相关题材的电影问世。这段历史值得一再讲，今天再拍，如何具有当下性，给观众带来新的思考和认知？

申奥：的确，最主要的是与当下的连接。剧本策划看完剧本后，向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照片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号。电影要传递的是，第一要筛选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是假的；第二要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在影片中把 “朋友” 两个字提到很高的维度，并且反复提及。其中一句重要的台词就是，“我们不是朋友”。侵华日军妄图震慑你、战胜你，最终是要奴役你，电影借 “朋友” 两个字揭露其伪善与欺骗的本质。

你们怎么去处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申奥：要平衡二者的关系。我们要体现那一代人的精神和信念。作为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在艺术上需要个体情绪的爆发和观众观影情绪的高潮。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建组之初，我们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以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是目前传播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艺术媒介。电影作品也是 “活” 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了解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最直接的方式是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电影。

“愤慨、痛心、清醒”…… 观众用这些词表达自己的观影感受。你希望观众带着怎样的感受走出电影院？

申奥：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之后，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创作当中一直反复提醒自己，这部电影必须严肃，必须尊重历史。我希望观众从这部电影受到启发，对真正的历史感兴趣，通过学习和搜集相关资料，主动探寻历史的真相。

当年国际社会关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整个事件的走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于日军的施压，才导致南京大屠杀停滞下来。作为创作者，我非常感激当年那些无私奉献的勇士，那些选择留在南京安全区域委员会的外国人。他们是可以选择撤退的，但是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且选择记录下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影像被找到、被公布。是若干的人组成了这个历史真相，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一个胶卷、一本底片。放到今天来看，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与国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沟通，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选自《人民日报・对话〈南京照相馆〉导演申奥：以真实笔触还原硝烟中的人性群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