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高三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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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是唐代伟大诗人之一，其影响非常深远。有人论杜甫诗，称其为 “诗史”，这是看到了杜甫诗作的现实主义的一面，这其中犹有史学价值的当数他的 “三吏” 与 “三别”。令人惊讶的是，杜甫诗作中不乏包含 “物理” 一词的作品，他甚至为 “物理” 这门学科提供了最正确的定义。

杜甫对物理的定义见于《盐井》一诗：

这首《盐井》描述了用木制水车从井中汲取卤水、用大锅煮盐的场景，以及后续官盐买卖中的曲折，最后引出了 “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 的感叹。食盐，学名氯化钠（NaCl），是生命的必需品，因为生命自水中来，而水体中一般来说会溶解足够的矿物质，特别是氯化钠。地表上的水大部分是咸的，淡水是例外。陆地上如人类这样的大型动物饮用淡水，但是又要规律地摄入盐分，其对盐的需求的优先级不亚于对食物本身的需求。滨海地区可以用海水晒盐，内陆地区则是从盐矿、盐湖获取盐。如果地下水的盐分够高，则可以凿井汲水煮盐 —— 把卤水烧开让水分蒸发掉，盐就结晶出来了。这首《盐井》诗，杜甫有自注 “盐井在成州长道县，有盐官故城”，这应该是在今甘肃天水地区。过去由于运输能力差，任何稍微远离盐产地的地方都缺盐，因此盐是珍稀、极昂贵的生活物资。盐业官办，官方渠道流通的盐即是官盐；有官办就有走私，走私渠道流通的盐即是私盐。盐业是一个理解人类历史特别是有经济行为以来的演化过程的重要窗口。不管官盐、私盐，倒手就要加价，因此才有了诗中的这句 “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以一斛五斗论，这一次倒手价格就涨到四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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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有 2000 多个老县城，数百个古代府城和州城。老城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城镇中最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地区，是活态遗产。它们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有重要的关联，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多样性。

开展老城区、老街区的专项调查势在必行，它们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点区域。了解区域历史演变，梳理出老城范围进行重点调查，是贯彻 “将保护放在第一位”、落实 “老城不能再拆” 的大保护理念的应有之义。不同时期的老城，既能在时间上实现全贯通，又能呈现各时期特色，使历史与当代相得益彰。比如，1911 年前建成的老城，可以找到由老城壕、护城河等围合的城区、卫所、驿城、寨堡以及历史上无城墙但建设集中的区域，历史遗存值得善待。1911 年至 1949 年建成的老城，是体现近代发展历程的区域，包括老街巷、老广场、老校园、老厂区、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也包括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集体记忆的片区等。1949 年至 1978 年建成的老城，是体现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老城，需要重点调查老工业区、老居住区、单位大院，包括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及周边区域，还有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集体记忆的片区等。而 1978 年至 2000 年建成的城市，体现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有其标志性建筑区、商业区、老厂区或凝聚大众集体记忆的片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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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 (主持人):** 当前世界面临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 的重大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 12 年。如何理解其时代价值？

** 答 (嘉宾):** 人类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团结共存。该理念回答了 “建设什么世界、如何建设” 的根本问题。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法》精神深度契合，其序言写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 反对因文化隔阂引发战争。

** 问二:** 从国际关系演变看，该理念如何继承发展历史原则？

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限于调整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 “区域法” 特性，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对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权、人权、民主、自由等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融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因而兼具传承过往的延续性与面向未来的先进性。

** 问三:** 中国为践行理念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 答:** 三大倡议是理念的维度展开：全球发展倡议整合合作，全球安全倡议塑造安全心态，全球文明倡议奠定文明基础，三者辩证统一。

** 问四:** 三大倡议如何具体推动理念实践？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犹如一座蕴藏无尽智慧的宝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在 “民本” 思想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观点，将人民的位置置于国家与君主之上，深刻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成为历代有为之士治国安邦的重要遵循。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以脱贫攻坚为例，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精准施策，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多种方式，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彻底摆脱了贫困的枷锁，这是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生动实践。此外，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在教育领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更多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些举措都是新时代 “民本” 思想的体现。

在 “德治” 与 “法治” 相结合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孔子所倡导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的德治主张，强调德对人心的教化作用；也有韩非子的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的法治理念，彰显法律的公平与威严。新时代推进治国理政，深刻认识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方面，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如《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传统文化中的 “大同” 思想，描绘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相契合。在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例如，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贸易往来，实现共同发展，正是 “大同” 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延伸与拓展，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外，传统文化中 “和而不同” 的理念，为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和发展道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如在伊朗与沙特的和解进程中，中国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促成双方恢复外交关系，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

（摘编自张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与价值》）

中国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从 “天人合一” 的生态理念到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深化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如塞罕坝林场从荒漠沙地变为绿水青山，正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典范；从 “革故鼎新” 的变革思想到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中国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从 “协和万邦” 的外交智慧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秉持平等、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中的 “实事求是” 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例如，“民惟邦本” 的价值观念，在抗击疫情中，党和政府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大同富裕” 的目标追求，与传统文化中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的思想一脉相承，中国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举措，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定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能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和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青少年在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引导人们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同时，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如爱国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能够凝聚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对中国道路和理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刘华《坚定中国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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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道德风尚，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 “家” 为基础生产单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强化了小农家庭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也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提出 “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北宋的宋仁宗颁布了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这一政策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追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西道圣人” 扬雄的 “耕道而得道” 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 “新农人” 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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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汉朝王充是一位批判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论衡》，就是专门批驳前人的错误或他不同意的论点的。譬如，在《书虚篇》中谈到钱塘江的潮水问题，据说是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后，忠魂不散，驱水为潮，以表愤慨。王充指出这是欺人之谈，他举出十二点理由，反复说明潮水决非伍子胥的魂所激起的；接着又列出六点根据，正面解说潮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正确地指出 “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他在当时能认识到涛与月的关系，确是卓见，非同凡响。英人李约瑟很重视这段批判，把这段原文和译文完整地引用在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

学术批判，必须讲道理，明是非，不能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批判的最后成果，应是立新；无新，则批判不能彻底。有些理论，并非全错，只是适用范围有限。批判它的局限性，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牛顿力学对低速运动是很准确的，但对高速运动，则误差很大，应以相对论力学来代替。

（摘编自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

材料二：

适者生存的理论被奉为自然规律，尽管如此，每一个人、每一个科学家还是应当问一句：“适者生存说” 是否真是一种自然法则？或者进而问一问：这究竟能否称得上科学？

科学哲学家波珀认为，一种理论如果只能解释已知的事实，那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而已，达尔文主义是解释一种历史过程 —— 地球生命史的尝试。波珀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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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人脸识别可简单地概括为：机器对静态或视频中的人脸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分类识别，以达到身份鉴别的目的。（甲）现在人脸识别技术的日常应用场景日渐丰富，如账户登录、门禁控制、考勤打卡等，甚至还可以用于走失人员查找、物品找回等公益事业。

人脸识别技术具有复杂性。人脸的变化性和多维性，决定了要用机器识别一张脸，绝非易事。比起指纹识别、声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人脸识别对技术的要求更高。人脸识别技术的实际应用环境比基准测试环境更加复杂，它受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光线、角度、距离、天气、表情、发型、衣着等，这些都对人脸识别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脸识别技术的收益是世所公认的。（乙）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应用于诸多场景，从改善银行业和零售业的消费者体验到加快机场边境管制，该项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裨益社会的机会。” 人脸识别技术的收益主要在于它比肉眼识别更准确，识别速度更快，能极大地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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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俚语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富有地方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俚语作为特定社群内的非正式交流工具，不仅幽默风趣而且形象鲜明，深刻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习惯、思维逻辑以及多样化的社会现象。

四川方言中的俚语与俗语，犹如璀璨的星辰映照出四川独特的地域风貌与深厚的历史积淀。这些语言精华蕴含了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对民俗风情的细腻勾勒以及对传统习俗的承继，无一不展现出四川人民对乡土的深情厚谊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它们在文化传播的广阔舞台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人们搭建起一座理解并感受四川地域文化的桥梁。通过这些生动的语言，人们得以窥见四川的历史沿革、民俗风情以及人文风貌。它们是四川人民性格特征的生动写照，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社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风貌。

四川方言中的俚语与俗语凭借其别具一格的表达手法和鲜活生动的语言风貌，深刻揭示了四川人民的生活情态与思想内涵。这些俚语与俗语经过世代的口耳相传，已成为四川人民共有的文化记忆，促使他们在共通的语言空间内形成强烈的文化共鸣。在构建社会认同感的过程中，四川方言俚语与俗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作为交流的媒介，使四川人民在互动中迅速确立共同的文化身份，进而增强地域间的凝聚力。此外，这些俚语与俗语所蕴含的道德理念、人生智慧等对四川人民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他们别具一格的社会价值观。在归属感的营造上，四川方言俚语与俗语同样功不可没。无论身处何地，四川人民一旦使用起这些地道的方言，便能感受到来自家乡的亲切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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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期的地球表面几乎全被海洋覆盖，只有少数几座岛屿时不时露出水面。这些岛屿是由质地较轻的花岗岩组成的，它们浮在玄武岩地壳之上，是所有大陆的前身。

②今天，只有在南非、加拿大、格陵兰岛、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地区还能够找到这些原始岛屿的遗迹，这几片 “微大陆” 为我们保留了地球太古代时的样子。距今 35 亿年的叠层石化石就是在澳大利亚西部被发现的，而迄今最古老的微生物化石则是在格陵兰岛上被发现的，距今已有 37 亿年历史。

③早期的微生物肯定全都生活在幽暗的深海中，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是所有生命的终极杀手。大部分深海微生物依靠海底热液喷口产生的化学能生活，也有少部分微生物演化出光合作用的能力，能够利用热液喷口和荧光生物发出的微光生活，这就是绿硫细菌和紫硫细菌。这些细菌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分解的不是水，而是硫化氢，所以它们光合作用的副产品不是氧气，而是硫单质。

④虽然深海的光线很弱，但因为惧怕紫外线，这些细菌不敢去浅海生活，于是浪费了大好的阳光。大约在 30 亿至 35 亿年前，蓝细菌横空出世，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细菌能够分泌一种黏液，挡住大部分有害的紫外线，它们终于可以在阳光充足的浅海生活了。充足的光能让蓝细菌具备了分解水分子的能力，因此，蓝细菌的光合作用产生的副产物不再是硫单质，而是氧气。

⑤那段时期，整个地球的浅海区和今天的哈梅林池非常相似，遍布叠层石。这些石头以每年 1 厘米的速度扩张，迅速占领了地球上所有的浅海海滩，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了将近 30 亿年！换句话说，地球生命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是被叠层石统治的，它们才是地球生命的王者。

⑥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细菌没有天敌。生命在演化出来之后，有将近 20 亿年维持在原核生物的状态。原核生物的细胞没有细胞核，也缺乏细胞器，无法发展出复杂的内部结构，只能以最简单的细菌形式存活于世。虽然细菌的种类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大小都差不多，谁也无法做到一家独大，大家只能和平共处，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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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此丰富符合新时代人民大众欣赏口味的审美话语。这种转化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周作人所倡导的 “人的文学” 的精神内核，又契合当代青年人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审美旨趣。

从主题构建来看，新大众文艺倾向于提炼简洁且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主题，以此张扬和凸显新时代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新思考和新聚焦。与传统文艺作品经常追求思想主旨的恢宏磅礴、立体多元和蕴藉深厚有所不同，新大众文艺更侧重于直击当下社会的热点、痛点与焦点，而这些恰恰都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要面对的生存现实。在社会治理层面，热点是表象，痛点是症结，焦点是旨归，而它们共同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审美表达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杜拉拉升职记》《狸猫花》，波斯猫》等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用直白有力的言说方式揭示现代人的渴望与挣扎、奋斗与探索、激情与失落，聚焦凡人职场逆袭、都市情感纠葛和生活日常焦虑。另外，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纪实性创作，例如 “外卖员暴雨送餐”“鸡娃父母花式带娃” 等街拍 Vlog 和情景短剧是对社会生存现实的直观呈现；微短剧《重生之我在霸总家当保姆》以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解构职场压迫与歧视。这些作品通常取材于人民群众的生存场景，并即时捕捉基层劳动者日常生活中的 “在场性情绪” 体验，因此天然地携带着对社会肌理的微观感知，为纾解现实生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精神内耗提供了美学方案。

从文本生产的角度来看，创作者身份角色的多元化发展也进一步激活了新大众文艺内容形态的发展演变。新大众文艺的文本形态是创作者身份变换、创作形式交互和审美要素多元融合的结果。全民参与创作和专业品牌制造的相互促进，让新大众文艺为不同文化水平、情感诉求和消费品位的受众提供了 “精神食粮”。在网络综艺、诗词大会、达人秀、互动社区等新文艺生产空间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才艺展示、自创说唱歌曲、脱口秀表演等新文艺现象虽然与文艺经典相比还存在差距，但它们十分接地气且富有生活情调，其根底蕴含着质朴无华、实事求是的品质。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内在需求，彰显了文艺创作的新风尚。例如，近年来，《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等 “素人写作” 的非虚构作品热度不断攀升，它们与传统现实主义文艺遥相呼应，聚焦普通人生活日常、喜怒哀乐，展现新时代平凡个体的奋斗与坚守，已然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代表。

（摘编自鲍远福《新大众文艺：构建人民文艺新范式》）

第一，处理好表达创新与回归传统的关系，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探索视听表达的新边界。近年来，在经历过玄幻仙侠、甜宠偶像的题材狂欢后，网络视听行业开始重拾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编剧赵冬苓曾谈到：“何谓现实主义？勇敢地面对现实，不伪饰、不回避、不矮化、不滥美，提出真问题，引出真思考。” 现实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创作态度。新大众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在于扎根现实，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带着真问题、真思考去创作。无论是网络剧还是微短剧，形式的创新必须为内容服务，才能 “本固而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