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届大湾区普通高中毕业年级联合模拟考试（一）语文试题（共9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依照传统的理解，书籍的文本性质是稳定的，但近年来书籍史的研究提示我们这一认识需要加以修正。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干宝的《搜神记》就经历了从 “史著” 到 “小说” 的性质变化。

干宝的《搜神记》内容丰富，宇宙观念、地理知识、天文星象、神仙传说、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其中多载录神异之事，这是引起后世误读的重要原因。但《搜神记》在东晋至唐皆被目为史著，这是没有疑问的。干宝所记神异之事并非荒诞不经，而是自觉赓续《春秋》至《史记》《汉书》的史家 “记异” 传统。司马迁视天地异象为人事变的预兆，《史记》载诸吕作乱前就有 “日蚀”“昼晦” 的异象，这就是他 “究天人之际” 的思想理路。这些异象都与现实呼应，史家以 “象 — 应” 的思维模式揭示天人关系。干宝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撰述《搜神记》，他借助异象书写意在揭示现实社会，这一表达方式也是《春秋》以来 “微言大义” 的言说传统。

《搜神记》的阅读在宋代发生了转折，宋人普遍以 “小说” 视之，这与宋代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娱乐性为代表的平民化趣味成为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阅读群体形成了，他们的阅读形式、诠释方式都迥异于中古。

《搜神记》文本性质变化的关键在于阅读群体的更替。从东晋至唐五代，《搜神记》即使受到一些批评，但其史著性质始终没有被质疑。究其原因，乃是沈约、范晔等史家与干宝同属于一个知识群体，他们具备相近的知识系统，共享同样的阅读形式，遵从共同的诠释方法，有学者称之为 “诠释的共同体”。向上追溯，干宝与他效法的司马迁等人也属于这一共同体。正因如此，干宝微言大义的言说方式、沟通天人的主旨以及神异的叙事才得以被理解，阅读群体才能够以作者期待的方式阅读，并能够遵从共同的诠释方式探索文本意义。到了宋代以降，新的阅读群体不再与干宝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知识趣味的差异、阅读方式的变形、阐释路径的隔膜必然走向理解的殊途。

由于社会性质的差异以及书籍生产方式的不同，知识的生产与接受在中古时期局限在少数精英层，到了宋代才下移到市民阶层。这一变化无疑提高了整个宋代社会的阅读水平，刺激了书籍的印刷出版，但与此同时中古时代精英阅读的严肃性被宋代市民阶层的趣味性替代，中古时代思想主题的神圣性褪去，知识的浓度被稀释。相较于中古知识精英对天道人事的庄严思索，宋代市民更关注日常主题与奇诡谐趣，在此背景之下，干宝《搜神记》通过 “记异” 寄寓的深刻思考不再成为宋人关心的问题，反而干宝作为表达手段的神异之事吸引了新的阅读群体。

《搜神记》的书籍史流动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它提示我们中国古代书籍的丰富与复杂，也展示了书籍史研究富有的魅力与无限的可能。

（摘编自王勇《<搜神记> 是如何从史著变成 “小说” 的》）

材料二：

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史、书籍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多集中在经典、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 “进” 与 “出” 的关系。宋代以后的书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那么，中国传统的 “治书之学” 必将与时俱进，“其命维新”。

（摘编自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材料三：

尽管书籍史存在全球转向趋势，但仍需看到不足。书籍史逐渐重视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却仍然受制于西方语言霸权。换言之，不论学者出身何处，研究中使用多少非西方语言史料，文章和论著最终还是由英文写就。另外，民族国家框架并非全然可抛。不可否认，全球转向将书籍史研究带出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的框架，但许多新兴叙事仍建立在对国家与区域的了解基础之上。只有从国家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书籍史的产生与发展，全球转向需要两者有机结合。书籍史研究存在复杂性与多样性，新兴研究需考虑各国书籍史固有特色，走出独特的发展之路。因此，对书籍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是考察史学全球化的一个有效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