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2025-2026学年高三上学期月考（二）语文试卷（共11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六书” 最早出现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此时 “六书” 并没有具体的名称和分类。

西汉至东汉，班固、郑众、许慎先后对 “六书” 进行了阐释。班固《汉书・艺文志》、郑众注《周礼》只是简单地给出了 “六书” 的名目和次第，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不仅列出具体名称，还给 “六书” 下了定义并举出例字。后世讲六书，一般都用许慎的名目取班固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以及假借。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经典的文字学理论著作。该书确立了六书理论，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是研究汉字的基石，是传统文字学的基石。

“六书” 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局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许慎把造字方法、结构类型、用字方法都放到一个层次里，但在分析造字方法时，却只用了四种，没有 “转注” 和 “假借”；许慎给六书下的定义过于简单，界限不清楚，意义不够明确，所举例证有歧义；“六书” 立足小篆分析汉字构形，当时小篆已经开始符号化，图画性差、抽象性强，象形、指事、会意很难从字形分析。

在汉字构形理论研究方面，后世学者在许慎基础上有所创新，从原来 “造字之本” 一个层面发展为构形和用字的两个层面。清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戴震是最早明确提出 “四体二用” 说的学者，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中指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书之体止此矣，转注、假借所以用文字者，为字之用”。戴震把 “六书” 区分为 “体”“用”，实际是把六书分为了造字法、用字法两类。

“四体二用” 的提出是对 “六书” 理论研究的巨大突破和创新，在理论思辨与方法论上给后世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他们由单纯地从汉字构形上去解说转注、假借，转向从文字的记录功能中寻找答案，这为正确解释转注、假借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汉字构形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

由于 “六书说” 并不是尽善尽美，还存在诸多不足，后世学者尤以近代以来的学者为甚，他们努力摆脱传统 “六书” 理论的束缚，提出新的汉字构形理论，其中 “三书说” 影响最大。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首先提出 “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在《中国文字学》中又分别做了解释：“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 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和象形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 形声字的特点是有了声符，比较容易区别。” 唐兰先生总结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个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陈梦家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把 “三书” 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类。《殷墟卜辞综述》认为：“象形、假借、形声不是三种预设的造字法则，只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变作了音符，是为假借字；再向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音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形声字是汉字发展的自然结果。” 而实际情况是假借字在汉字字形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汉字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陈先生观点值得商榷。

裘锡圭先生的 “三书说” 包括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他说：“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名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 班击庆的《汉字学纲要》评价道：“裘锡圭的三书说使汉字结构类型问题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同时可以大大减少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分歧，具有很大的价值。当然，三书说在分类及其界说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为汉字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李艳在其论文《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中说：“唐兰只着眼于汉字的形体结构，因而将假借排除在三书之外。陈梦家和裘锡圭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假借是造字之本，是不造字的造字法，因而将假借看作汉字的基本类型，而非结构类型。” 此说客观地分析了三家说，他们的不同是由于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的。

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先生对 “六书” 理论相对以前都有所发展，“三书说” 的价值在于：勇于挑战传统 “六书” 理论，从音、形、义三要素来分析、归纳汉字结构，而传统 “六书” 理论分为造字、用字两个层次，把汉字三要素隔离开来解释汉字；各学者分类更加合理、完善，如裘锡圭先生在三书之下又分出诸多小类，有助于分析具体的汉字。

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的多样化，有利于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后代学者们在唐兰先生 “三书说” 的影响下，突破传统 “六书” 的框架，提出诸多新的观点，对汉字结构的分析也越来越深入、细密。尽管 “三书说” 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肯定各位学者在文字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价值和贡献。